首页
军事
汽车
综合
国际
娱乐
教育
文化
财经
体育
社会
健康养生
科技
时事
旅游
小彦信息门户网>综合>他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至今没有一本生平传记,很多人连他的 > 

他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至今没有一本生平传记,很多人连他的

2019-11-11 10:16:28 | 来源: 匿名 |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39期《三联生活周刊》上。文章的原标题“夏奈:创建新中国考古学”,严禁未经许可转载,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调查。

从新中国成立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创造了70年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奇迹背后,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当然,它也贡献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新书《奋进时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我们选择了几十位在新中国70年复兴之路上值得纪念的人来回顾中国人民70年的奋斗历程。

温/刘周燕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考古学就像一个国家的锚。夏奈是新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

1950年10月12日,新中国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第一个工作日。39岁的发掘小组组长夏奈基本上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有能够外出的同事,该研究所是两个月前成立的。此外,数百名工人被雇用。他们去了离北京700公里远的河南辉县,继续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这一工作在民国时期因抗日战争而中断。夏奈有点急,经常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极度失望”和“没有收入”。最初的试掘是正常的。他表现出的压力可能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工作的实际负责人。老师傅斯年和李记去了台湾。唯一留在大陆的真正“现代考古学家”是他们自己和另一位老师梁思勇。然而,梁思勇病得很重,野外工作的实际指挥权落在考古研究所第二副所长身上。此时,夏奈从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才两年,正式获得博士学位才三年。

走进今天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筑群,考古研究所大楼前的夏奈雕塑有时会给业外游客带来些许尴尬。铜像的位置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会下意识地被用作一个聚会场所,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如何阅读“nài”这个词,除非他们对考古学有所了解。北京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孙卫青教授在一次会议上感到很苦恼。中文系和哲学系凭借各自系的著名人物,如鲁迅和胡适,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前来应聘。考古学在历史上同样辉煌,在现代中国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鲜有考古学家为公众所熟知。他补充说,如果要创造“偶像”,应该从夏奈开始。然而,新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甚至还没有传记。

1971年,汉代出土文献展在紫禁城举行。图为金绿玉服装展示柜中的郭沫若(左三)、王叶秋(左二)和夏奈(右一)。

1910年,夏奈出生在浙江省的一个富裕家庭。在家乡的私立学校、小学和初中学习后,他就读于上海著名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录取。费孝通、华罗庚、钱钟书也生于1910年,钱学森、黄万里、季羡林也生于1911年,他们都对新中国未来各学科建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有着相同的时代特征:他们完全接受了民国的基础教育,“五四圣人”使出国留学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他们的知识结构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他们的学习已经从“断裂”变为“确立”。作为“十二·九”一代,整个青年时期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家庭和国家感情的自然背景。新中国成立时,正进入全盛时期,政治上相对“清白”。他们的老师胡适、郭沫若和其他人,要么不能选择留在大陆,要么因为他们早期参与革命而忙于学习。新中国学术建设的重任注定落在这一代人身上。

g币出国留学考试改变了夏奈的命运。由于对现代史的热爱,他被调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毕业时,只有美国历史和考古学的地方可以学习。他半心半意地走上了考古学的道路,但他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在他之前,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是中国唯一一个研究考古学的人。其他人,包括“中国考古学之父”李记,偶然走上了考古之路。然而,这一模糊的学科在动荡的时代起着关键作用,是所谓“小学科,大学探究”的典型例子。清末民初,出现了所谓的“五大发现”。外国人在中国的探险活动和古董商利用乱世偷宝,取得了一系列举世闻名的重大发现,如敦煌文物和甲骨文。研究和保护迫切需要科学方法。另一方面,考古学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在转型期建立共同身份意识的重要知识来源。20世纪20年代,瑞典探险家、考古学家安特生通过仰韶文化的发掘,提出“为了中国文明的西部”。中国知识分子暂时无法接受,但也无法有效反驳。此外,帝国主义和边境地区的分裂势力攻击中国文明的多元性和历史连续性。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在中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梅贻琦、傅斯年、李记、梁思勇等学术权威对大学生夏奈的未来寄予厚望。由于他所学学科的特殊性,他不是为自己研究考古学,而是为整个中国研究考古学。被美国录取学习的夏奈最终去了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系统地学习埃及考古学,并在开罗博物馆工作,寻求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夏奈出国留学的考古训练,目的明确,禀赋卓越,处于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不仅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从学校回来后,傅斯年非常重视夏奈,夏奈也不负众望。1945年,在甘肃省丁宁县两座齐家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夏奈通过对两件彩陶碎片的分析,首次从地层学上证实仰韶文化先于齐家文化。这导致了一度颇有影响的安特生观点的推翻,以及他的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体系的彻底崩溃。学者们称赞这一发现是“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时代的终结”。

内战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夏奈拒绝了傅斯年护送文物到台湾的任务。夏奈对在殷墟工作的郭保军说:“我们不能去。我们还有职业要做。我们仍有未来。”1950年,夏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1950年在辉县,夏奈和他的同事们终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发掘。到第二年1月工作结束时,他们发现了清晰的商朝遗址,填补了商朝早期历史的空白,意义重大。这也是对全国考古学家的一次示范挖掘。夏奈完全控制了挖掘进度。白天,他在相距十多英里的两个发掘地点之间来回穿梭,亲自动手操作,向许多第一次参加发掘的年轻人传授技术,晚上检查他们的发掘记录,从而建立了考古研究所严格的野外工作流程。尤其是在战国车马坑的挖掘过程中,雪下了好几天。夏奈首先用火盆烘烤坚硬的冻土,然后用手铲小心地一点一点地把它剥掉。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他终于第一次发现了几乎腐烂成灰烬的19辆古代木制战车和马匹的痕迹。这一成就甚至被国际考古界视为战后考古学领域技术的重大突破。六年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辉县考古发掘报告》,这是新中国第一份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许多规范,60年后作为经典重印。

辉县发掘后的第二年,为了进一步推广“辉县模式”,更彻底地解决考古人才短缺问题,文化部和考古研究所于1952年联合组织北京大学连续四次为考古人员提供培训课程,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人参加。夏奈讲授了一般考古学和考古学方法。北京大学因此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就这样开始了。

夏奈(右一)勘测并绘制了殷墟发掘现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年战争而停滞不前的野外工作继续进行。民国时期对考古工作造成极大干扰的村匪恶霸、盗墓贼、文物贩子,在人民政府雷鸣般的打击下消失了。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使得新的地点不断出现。夏奈过去的学术背景和现在的现实角色完全吻合,最终他能做到最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玉玲(He Yuling)向本报描述,与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的“装饰”阶段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老一辈考古学家的工作是“建造房屋”,即构建考古文化序列的基本框架。民国时期,虽然有安阳殷墟、仰韶殷墟等重要发现,但在时间和空间上仍有很大差距。殷墟时期长江流域的情况如何?这也是中原地区。殷墟之前有什么?让这些“点”逐渐连接成“线”,然后成为“平面”,绘制一幅具有时间维度的文明地图,掌握中国文明演变的基本规律,从而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家的任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辉县刘力馆、半坡遗址、西周封河、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等重要遗址发掘成果丰硕。然而,挖了这么多之后,下一步该去哪里,如何理清线索呢?此时,迫切需要一份“路线图”来指导后续工作。这正是夏奈最擅长的,只有他才能做到。据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员回忆,安阳殷墟发掘队有一年报道他们的工作时,夏奈没有对商朝说一句话,而是突然提出古代有一座香洲窑,就在安阳附近。你调查过吗?当被问到时,队员张口结舌。当山西队报道山西南部的发掘工作时,夏奈突然暗示山西南部有一个盐池,这在古代非常重要。你参观过它吗?他认为的不是一个观点,而是对文明的宏观看法。

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学学院博士生胡文怡对本报表示:“从新中国成立到夏奈逝世的考古学可以称为夏奈考古学,这有点夸张。”考古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具有很强的群体性和工程性,尤其需要统筹规划和指挥。作为“总设计师”,夏奈涵盖了从北京猿人遗址到明十三陵的中国考古学的方方面面,从组织殷周青铜器铭文的编纂到煞费苦心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碳14年代测定实验室。“夏奈一生中,他校对、审阅和修订了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考古文献。他亲自挖掘或指导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遗址。”胡文怡说。

1962年,夏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纲领性文章《新中国考古学》。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成果,他提出了六个重点工作方向,其中三个与“起源”问题有关,即人类的起源(基于北京人和旧石器时代的发现);国家起源与夏文化问题(基于夏唐都城遗址的发现);汉族和中国族群的形成(基于新石器时代至元代少数民族遗迹的发现)。这是继民国之后考古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有三个,涉及生产工具和技术、社会结构和关系以及精神和文化方面。结果,无数的考古发现纵横交错地穿越了一万多年的文明时空,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突然开悟。这些宏观思维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中国学术界,而且对全球文明史,特别是东亚文明史的研究也有很大价值。正如日本考古学家永雅所说:“在那些关心东亚考古学的人中,可能没有人不知道夏奈和他的成就!”

除了明确的方向,夏奈还从方法上规范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今天众所周知,考古文化是以最初发现遗迹的“小地名”命名的,如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两者都是直接从夏奈命名的。事实上,人们曾经试图取消考古文化的名称,代之以某某地区的一般原始文化,甚至用历史氏族的名称来命名。表面上看似直接而清晰,实际上,戴上基于先入为主的帽子会给后续研究带来很大干扰。1959年,夏奈及时发表了《考古学中的文化命名》(On Cultural Naming in考古学),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它以看似“保守”的方式确立了标准,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健康的基础。有许多支持科学原则的类似例子。例如,在1953年发现的三世纪西晋墓中,对金属带反复测试的结果是铝,这种金属传统上被认为是19世纪人类唯一获得的金属。一旦发布,这一发现将震惊世界。夏奈认为这很可疑。在他的坚持下,他检查了所有其他的金属丝带,发现大部分是银的,只有这一条是铝的,从而证实这一小块铝很可能是后世盗墓贼的遗产。据考古学家史兴邦称,当一名罗马尼亚考古学家1956年访问Xi安时,他对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充满了怀疑。“遇到学术问题时,先问问夏奈是怎么想的。如果夏奈也这么想,他相信。否则,他会摇头。”

考古发现总是“不受指导”。重要网站何时何地出现不在人们的预期和控制范围内。这使得考古学家的工作非常偶然,并成为特殊时代的优势。1968年,“文化大革命”仍处于高潮时,考古研究所恢复工作,部分原因是满城汉墓的发掘。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汉修建防御工事时偶然发现了中山王刘胜的陵墓。1971年,马王堆汉墓也在修建地下工事时被发现。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必须再次回忆。经过仔细分析,夏奈这次主张积极解剖马王堆木乃伊,理由与他反对1956年明陵的发掘一样——这有利于更好地保存文物。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第二年,不仅考古学和其他杂志恢复出版,夏奈也恢复了领导地位。文化大革命末期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他认为“考古研究所是当时社会科学院最稳定的工作场所”。秦始皇陵兵马俑和殷墟福号墓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发现并妥善发掘。与其他人文主义者相比,夏乃大部分时间能够做生意是非常幸运的。

1982年,夏奈被提拔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这位72岁的老人仍然精力充沛,三年后突然死于脑出血。在人们怀念他的同时,中国考古学也进入了“后人人时代”。他为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框架和规范得以保留。随着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到来,他的一些个人观点和生动的观点也有所松动和改变,比如反对外国人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不鼓励考古学家对考古材料进行过多的分析。

夏奈去世前两年,他通过一项总结性研究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1983年,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他提议从考古学的角度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课题。关于中国是“宣传家”还是“独立进化论者”的争论,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尽管中国并没有完全与外界隔绝,但中国文明仍然是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华文明有自己的个性、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至于何时开始的问题,他认为:“二里头文化,至少在其后期,不仅是文明的,而且还具有中华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这不是中国文明的开端,那也是接近起点的。”(根据最新的碳系列测年结果,二里头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一个清晰而科学的回答,正是贫穷而虚弱的旧中国开始动摇时考古学的最初问题。

(书目:夏奈先生纪念文集);胡文怡对夏奈的理解。实习记者鲍于梅也作出了贡献)

[推荐阅读]

又是3比0!八连胜!只有女子排球队能治愈男子篮球队造成的伤害。

一篇文章了解了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史:从担心食物到今天的人类奇迹,中国在70年里是如何做到的?

父亲离开了,他生命的倒计时即将结束,他最后的愿望是回家。

一场户外救援悲剧:救援完成后,山洪爆发,两名队员丧生。

天津11选5 11选5投注 500彩票 五百万彩票

相关阅读:

声明:
24小时滚动新闻
图片新闻
热点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