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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8游戏|奥运冠军的启蒙教练④:从跳台到跳板,曹缘的成就离不开他

2020-01-11 14:21:21 | 来源: 匿名 | 

long8游戏|奥运冠军的启蒙教练④:从跳台到跳板,曹缘的成就离不开他

long8游戏,在男子跳水3米板这个项目上,何超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夺金主力。但天有不测风云,昨天,何超在预赛中6跳4失误无缘半决赛,这让压力来到了另一位中国选手曹缘的身上。

四年前的伦敦,曹缘还是一位跳台选手,他与当时的搭档张雁全拿到了那一届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冠军。今天,他顶住压力,以稳健的发挥拿下547.60的高分,为中国队拿下了这枚重要的金牌,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先后获得跳板与跳台冠军的中国男子跳水运动员。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曹缘的启蒙教练杜钊的故事,正是和他一样在孩子身上播下冠军种子的启蒙教练们,建起了跳水梦之队的基石。

杜钊

奥运冠军曹缘 启蒙教练

摄影师说要拍照,杜钊的第一反应是:“我去车里把国家队队服拿来换上。”“可您早就不在国家队了呀,穿这身就挺好。”旁人提醒。“哦,是哦。”这位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龄的跳水教练抓抓头发,回过神似的笑了笑。

不是每个1949年生人都有资格说自己“见证了中国xx的发展史”,但就跳水这项运动而言,杜钊确实是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乃至创造者。他是中国最早的专业跳水运动员之一,经历了国家跳水队的从无到有,目睹了中国人第一次站在国际比赛的跳台上,还培养出了一个奥运冠军。他也曾眼看着这项运动是如何一步步沦为追逐名利的工具,失去了原本的乐趣。

出于失望,他离开过这个行业;出于热爱,他又在晚年回归——以“体制外”的身份,教孩子们去享受跳水的快乐。

▏一枚金牌,四百年收入

北京6月的傍晚已然酷热。去体育馆的路上,我们碰到了一群聚在树荫下打牌的中年男女,每人身下一个矮矮的小板凳,中间再放一个小板凳当桌子。“教练来啦!”远远望见杜钊,他们停下手中的游戏,热情地打招呼。

杜钊执掌的“应雄跳水俱乐部”目前有三十多个小学员,年龄从四五岁到八九岁不等。每天放学从幼儿园或小学直奔体育馆,孩子们在里面训练一个半小时,父母们就在外面打一个半小时的牌。每个孩子送过来,杜钊都会问,是单纯爱好呢,还是想走专业道路?如果是后者,他会仔细分析孩子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就劝其放弃;若“玩票选手”中有好苗子,他也会建议往专业发向发展。但与专门的体校不同,杜钊并不“挑”,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只要喜欢跳水,都可以来。

在许多同行看来,这位前国家跳水队教练是一个十足反叛者:妄图在一个本就狭窄的通路里扒拉出一条缝隙。跳水,不同于球类或田径,对场地、器械和师资有着严格的要求。在中国,它是一个有着全民欣赏基础,无全民参与基础的专业项目,简而言之,奖牌是专业运动员的终极出路。而杜钊则希望以一种更市场化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非功利地参与其中。

体育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大众的,全民的,至少在他的记忆中如此。

中国最早的一批跳水运动员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从北京各学校挑出来培养的,其中就有杜钊的哥哥杜度。从小看着哥哥跳水的杜钊也开始心痒痒。他的跳水生涯开始于1962年,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人们虽然不用再忍受饥荒,但吃饱也是奢望,他是“饿着肚子也想跳水”。

那年暑假,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温一静在陶然亭游泳场开办了一个暑期跳水培训班,报名者趋之若鹜。杜钊给我们看当时的照片,三米、五米、十米的跳板跳台上站满了排队等跳的学员,围观的人群则将泳池挤得水泄不通。“当年群众是这么热爱跳水运动的!”他有些激动。

彼时,很少有人把这当成职业选项,甚至当时的体校里都没有跳水班,专业队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小孩子喜欢玩,就到那里跳一跳,看看合不合适。”杜钊就是这么走上专业道路的。15岁那年他以个人身份去参加全国少年赛,“一不小心跳了个冠军,就被北京队看上了,”跳水这一职业路径,对他而言全无规划。

进了专业队,比赛也不是唯一任务。“那时候不说‘全民体育’,但是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所以老百姓都喜欢体育,专业队也喜欢走近老百姓。”他们去浙江下基层表演,下午开始演,当地人一大早就去占座,来晚的就坐在泳池边,两只脚踩在水里看,一看就是两个小时。这次表演后,浙江才第一次成立了省跳水队。

国家跳水队的成立则是好几年之后了。当时代表“中国”受到国际泳联认可、参加国际比赛的是中国台湾队,没有出国比赛的需求,只能各省队之间“关起国门自己玩”。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响应各行各业“与国际接轨”的号召,国家队才正式成立,杜钊顺利入选。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在一向热爱体育的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运动员终于第一次走出国门。269人的庞大队伍,最终以33金64银27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三。跳水队也收获颇丰,哥哥杜度拿了一枚银牌,15岁的李孔政则一举夺得男子10米跳台冠军,被冠以“跳水神童”的称号。

体育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杜钊甚至没有为自己太早当教练、错过了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而惋惜,“当时大家想的都不是‘我’要拿冠军,而是‘中国人’拿冠军。”多年后回头看,他才意识到,恰恰是这种“为国争光胜过一切”的狂热念头,让体育运动本身“变了味儿”。国家开始给“为国争光的英雄们”以“配得上他们荣誉”的物质奖励,“从那时候起,钱就开始作怪了,”杜钊不自觉地皱皱眉。

他刚进北京队的时候,“运动员”不过是个普通的工作,队里包食宿,国家发运动服,加上每月5块钱的补助和偶尔赢一场比赛的小额奖金,折算下来跟当时一个熟练工人每月40块钱的工资水平差不多。但在人们见识到体育是如何“扬我国威”之后,这便成了一个战场:战赢了就成为民族英雄,名利双收;否则,就永无出头之日。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回到阔别五十二年的国际最高体育赛场上,这种效应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体育圈至今还流传着当年发生的一个真实的笑话:从洛杉矶回来后,国家体育总局开运动员表彰会,一名女举重冠军在拿到50万元的现金奖励之后连宿舍都没去,就直接回老家过“退休生活”了——要知道,这笔钱是当时一个城市双职工家庭年收入的400倍。

“退休”丑闻过后,政策变了:比赛的奖励不再全归运动员所有,而是要按比例分给各阶段的教练,运动员拿大头,其次是国家队主教练、助教、曾在省队的教练,一直排到启蒙教练。为了好名次,教练们只能逼学员苦练出头,出不了怎么办?打。

1978年,在“跟我亲近的朋友都走了”之后,杜钊也选择了离开。回到北京队做总教练,依然闹心:“个教练,从小地方调过来,水平确实低一点,但谁也没催他怎么样,结果自己着急,一拳把小朋友打骨折了。家长告到体育局,我也要负责任——这倒没什么,最痛心的是,那孩子的职业生涯彻底毁了”,老教练脸上满是痛惜。

▏打,不是捷径

1988年,当朋友拉他一起“下海”时,杜钊几乎没有犹豫。他很快打了辞职报告,告别了朝夕相处近三十年的跳台跳板和泳池,南下去了深圳,再回来已是十年之后。

这并不是平静的十年:凭着跳水时走南闯北结识的人脉,他将销售复印机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却在最得意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肺癌,散尽千金总算救回一条命,化疗巩固时期,当年一起跳水的伙伴来看他,说你别在家待着了,越待越完蛋,出来,咱们做点有意思的事。

“我是钱也赚够了,生死也经历了,什么都是身外之物了,好,那就回来吧,”一场大病,他想清楚了自己要什么。

回来没那么容易。按照规定,民间俱乐部必须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寻找挂靠单位,手续繁杂。场地也是大问题:跳水需要游泳池、跳台、跳板以及完善的陆上训练场馆,“没有体育局的支持,我根本办不到”。此外,游泳池的水要循环、要净化、要保持恒温,水、电、人工,一天就要花几万块钱,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也办不到。而当年逃避掉的那些问题,如今还得面对:好不容易租到训练场馆,一换领导,政策就变了。

好在,俱乐部还是磕磕绊绊地发展下来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从应雄走出去的运动员曹缘获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冠军,作为启蒙教练,杜钊拿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奖励9万元和东城区政府的奖励8万元。但这17万,他全都放在俱乐部,“够我们这几年的开销了——这个我敢讲,我们几个老教练,没有一个是图钱的。”除了曹缘,俱乐部里每年都往北京队输送人才。今年广西南宁全国跳水冠军赛上,12岁的张家齐拿了10米台的冠军,打败了国内所有奥运参赛选手,只是年纪不够门槛,未能前往里约。这个小姑娘7岁才到杜钊的俱乐部,一般而言,过了5岁想练专业就晚了。正是因为俱乐部从不挑挑拣拣,一个好苗子才留了下来。

杜钊在俱乐部基本不拿工资,年轻的小陈教练是兼职,还有一份主业来支撑开销。“那图什么?”我问。“就想让孩子们开开心心地跳水,”他说,开心和专业提升并不违背。

而现行的训练体系下,苦才能出头,“打”则是捷径。国家队曾有个以严厉著称的女教练,带着一个从体操队转过来的小女孩,体操的基本姿态要求挺胸,而跳水要求含胸,每当女孩做错,教练就飞起一脚把她踹到墙上。结果,这个女孩当年就拿了全国青年冠军。但在教练离开之后,女孩立刻“解放”了,想吃吃,想玩玩,没过一年就胖得不成样子,被国家队送了回去。

“所以我总觉得打不是长久之计,你要启发他真的爱这个运动、从中感受到快乐才行。”当年的李孔政,如今的曹缘,都是杜钊“快乐教学法”教出来的冠军。

综合训练馆里,他的妻子、同为跳水教练的石慧玲正在指导小男孩小女孩们的动作:“说了好多遍屁股不能撅,你怎么跳着跳着又忘了?你们互相监督,谁撅就打谁屁股啊!”孩子们咯咯笑,喊着“一二三”一起把歪着的垫子推正,然后又站上去重复刚才的动作。7点钟训练结束,教练们催促着要关灯关门,孩子们继续赖在跳板上,赶都赶不走。

接受完我们采访的第二天,杜钊带着孩子们飞去新加坡,参加新加坡跳水冠军赛,并且在一米跳板双人跳水的男孩女孩项目中都获得了第三名。他通过微信发来在新加坡的照片,足足八十多张,每一张上都是孩子们的笑脸。

“要是小孩子皮,暑期就送到我这儿”,临走时,他嘱咐我。

采访、撰文:秦筱

摄影:安灵均

编辑: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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